钟声
　　刚入职客运岗位那天，父亲送我到车站。初秋的风裹着站台的煤烟味，他从包里掏出那本铁路工作手册时，我看见封皮边角已经磨出了棉絮，那是他跑了二十多年货运列车留下的痕迹。他没多说别的，只把手册按在我手里，指腹反复摩挲封面上褪色的“安全生产”烫金大字，指节因为用力微微发白：“客运这行，眼里得有乘客，心里得装着路，再远的旅程，也得让每个人觉得踏实。”在后来二十年的铁路生涯里，这本手册一直放在我上班用的行李箱里。手册扉页上，他年轻时用钢笔写的“多帮一把，少推一次”还清晰可辨，这句话像一粒裹着体温的种子，落进我心里，慢慢抽枝展叶，长成了始终亮在眼前的树。
　　工作第三年的春运，我值乘合肥到成都的临客。腊月二十七的车厢里，连行李架上都塞满了鼓鼓的蛇皮袋，空气里混着泡面味、汗味和孩子的哭闹声。我刚帮一位大爷把行李箱塞进座位底下，就听见人群里传来细碎的磕碰声——一位老奶奶怀里抱着裹得严实的孩子，臂弯里挎着三个扎着麻绳的布包，布角还露着几穗玉米。她的棉鞋被挤得踩变形了，每走一步都要扶着旁边的座位背，额角的汗顺着花白的鬓角往下淌，在棉袄领口洇出一小片湿痕。
　　我挤过去想帮她找座位，邻座的年轻男人却突然把胳膊搭在椅背上：“我这座位也是抢了半天才有的，凭啥让给她？”周围的人要么低头，要么盯着窗外，连孩子的哭闹声都好像轻了几分。我僵在原地，看着老奶奶怀里的孩子被挤得皱起眉头，小嘴抿成一条线，父亲那句“眼里得有乘客”突然在耳边响起来，比车厢里的广播还清晰。
　　我咬了咬牙，把自己乘务间的折叠座搬出来，扶着老奶奶坐下，又把自己的大衣裹在孩子身上。一路上，老奶奶总把大衣往我这边推：“孩子，你坐会儿，我靠着就行。”我蹲在她脚边，帮孩子把踢开的被子掖好：“您带着孩子熬长途，比我累多了。”快到成都站时，她从布包里掏出个铁皮盒子，里面装着晒干的红枣，硬往我口袋里塞：“这是家里树上结的，没打农药，你泡水喝。这趟车挤得慌，可你让我心里暖得很。”红枣的纹路里还沾着点土，我攥在手里，忽然懂了父亲说的“踏实”——不是手册上的大道理，是帮乘客扛一次勒手的行李，是在拥挤的车厢里让一个座位，是在别人难的时候，伸出去的那只手。
　　后来我成了客运值班员，还评上了“先进个人”。表彰大会那天，站在台上接过红色证书时，台下的闪光灯晃得我眼睛发花，可父亲那句“心里得装着路”突然冒出来，像站台的冷风一样清醒。我望着台下那些穿着新制服、眼神懵懂的年轻人，想起自己刚入职时的模样：第一次值乘时，把乘客的保温杯打翻在裤腿上，慌得手忙脚乱；暴雨天帮乘客搬行李，摔在站台的积水里，膝盖青了一大片；还有无数个深夜，在列车连接处核对乘客信息，哈气在登记表上结成白霜。原来这份荣誉不是终点，是提醒我得把服务做得更细——就像父亲当年在货运列车上，会把货物的绑带反复检查三遍。
　　从那以后，我总在乘务包里备着三样东西：小毯子，给带婴儿的乘客；放大镜，帮老人看车票信息；还有手写的便签纸，把到站时间、换乘站台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有一次遇到两位老人因为靠窗座位争执，我没急着劝，先给他们递了杯热茶水。大爷喝了口茶，叹着气说：“孩子，我老伴儿有青光眼，靠窗能多看点亮。”大妈也软了语气：“我就是想靠过道，方便去厕所。”最后我协调了邻座的乘客，换了个双方都满意的座位。同事说我越来越“会”跟乘客打交道，可我知道，是父亲的话在提醒我：别因为干得久了，就忘了刚开始的认真。
　　去年冬天，父亲来车站看我。那天我正在帮一位老先生搬行李箱，箱子轮子卡在站台的缝隙里，我蹲下身，用钥匙一点点抠里面的碎石子。老先生忽然拉过父亲，指着我笑：“您家孩子真细心，刚才还帮我找候车区，怕我走丢，把路线写在纸上了。”父亲站在风里，围巾被吹得飘起来，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，却只是摆手：“他就是干这行的，该做的。”我看着父亲的眼睛，忽然想起入职那天他给我手册的模样——原来这些年，他的话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叮嘱，是藏在每一次服务里的标尺：难的时候托着我，顺的时候提醒我。
　　现在每次值乘前，我都会在口袋里放一张便签纸，上面抄着父亲的那句话。列车开动时，看着窗外掠过的麦田、村庄，听着车厢里乘客的聊天声、孩子的笑声，我摸一摸口袋里的便签纸，心里就格外踏实。那些被我帮助过的人，有的会在下车时说声谢谢，有的会把家乡的瓜子塞给我，还有的老人会记住我的工号，下次乘车时特意跟我打招呼。
　　我知道，这束藏在行李箱里的星光，不是我一个人的——是父亲传下来的，是我帮过的每一位乘客点亮的，也是无数铁路人用双手托起来的。它会跟着每一趟列车，沿着钢轨，走向更远、更暖的远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