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方
　　1985年初，我11岁，我二姐15岁，我们家住江苏丹阳的农村。
　　元旦过后不久，上海的伯伯来信，提议让我们姐弟俩寒假去上海玩，还让我们提前去封信，告知日期和火车车次。我父母送我们上车，他们到上海站来接。
　　父母定好我们的出行日期，写了封信寄出后，我们就开始日夜期盼了。终于等到放寒假，父母送我们俩登上去往上海的火车，随身还带了大包小包的农村土特产。
　　火车到了上海老北站，我和二姐拎着行李，跟着汹涌的人流出了站。我们走得很慢，在左右两边密密麻麻的接站人群中，紧张又仔细地寻找着大伯他们。然而，直到走到接站人群的尽头，都没看到他们。我们又重新来回走了一遍，还是没看到。我们担心是不是恰好走岔了，于是不敢再动了，就站在出站口，往四周不停地张望，越来越紧张、焦急……
　　直到人群渐渐散去，出站口差不多只剩我们姐弟了，我们才彻底死了心。因为怕遇到坏人，我们也不敢随便问人。二姐毕竟大我几岁，安慰我说：“别怕，我有个办法，我们去找个汽车站，问问售票员怎么坐车吧？”
　　那时，在我俩的认知里，汽车站是有个房子、门头上有块“某某汽车站”的牌子，里面隔着玻璃窗坐着个售票员，因为我们老家农村镇子上的汽车站就是这样。刚好午后，马路上人很少，我们偶尔能看到拖着长辫子的公共汽车从身边驶过去，但我们沿着马路走了很久，都没看到“汽车站”的一丝影子。我感觉双腿变得越来越沉，手上的东西越来越重，心里也越来越慌，就快要哭出来了……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个身材矮小、瘦削的老头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，用普通话问我们：“你们是做什么的，在找什么吗？”二姐犹豫了半天，脸都憋红了，才艰难地用生涩的普通话说：“我们要去伯伯家。”老人问：“你们伯伯家在哪里啊？”二姐又犹豫了一会儿，才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有地址的信封拿给他看。老人看过后说：“哦，上海延安东路啊，离这里还有点远，要坐公交车，你们跟我走吧，我送你们过去。”我们顿时喜出望外。
　　老人带着我们又走了一段路，在路边一块写着路名和很多地名的小牌子下面站定。又过了会儿，一辆公共汽车停了下来，老人带我们上车后，又帮我们买了票。
　　直到此时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，上海的汽车站不但没有房子、没有售票员，只有一块小牌子，而且连车票都是上车后再买的！
　　好像在中间还换了一趟车，又走了一段路，终于找到了伯伯家。伯伯看到我们，大吃一惊。原来，他们并没有收到我们家的来信，压根不知道我们今天来上海！
　　伯伯给了那个好心的老人几块钱作为酬劳，远比买汽车票花的钱多。老人没有推辞，收下就走了。
　　第二天，那封信才到……
　　这段儿时第一次去大上海的经历，让我十分难忘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