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许聪
　　2024年春运，我以助勤列车员的身份登上了K136次由南通开往昆明的列车，全程42个小时，一个来回要跑5天。
　　跑车的日子，时间不是按钟点算的，是按站名和窗外风景的变换来算的。第一趟班窗外还是江浙的高楼林立，第二趟班便行至雪覆的西南大山，白茫茫一片，干净得有些不真实。等到这最后一趟，山还是那些山，只是雪化了，换上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给苍绿的山系上了嫩黄而柔软的丝巾。
　　车厢里装满了人，也装满了故事。车过湖南，隧道一个接着一个，阳光忽闪忽闪地在车厢里飘来荡去。推着小车卖零食的大姨用带着口音的调子喊：“老乡们醒一醒啦，起来看雪景啦！”声音在隧道回响里显得格外悠长，比我写过的任何诗都要浪漫。
　　五、六号车厢的连接处总飘着股淡淡的草药味。戴靛蓝土布头巾的女人缩在角落，怀里的小女儿脸蛋红得像熟透的柿子，睫毛上还挂着泪珠。大女儿蹲在旁边，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裹在妹妹脚上。她对面的男人靠着车门，歪着头打盹，褪色的鸭舌帽遮住了半边脸，一只饱经风霜的手轻轻搭在女人的帆布包上。
　　女人叫阿秀，她从云南远嫁到滁州，有两个乖巧的女儿和一个患癫痫的丈夫，一家四口都是无座票，要在过道里一路从南通颠簸到昆明。我刚巡检完准备回乘务室休息，就听见小女儿细弱的哭声变成了呜咽。阿秀用手背贴了贴孩子的额头，瞪大了眼，声音都发颤了：“咋这么烫？乖乖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，妈妈给你拿药。”她站起身想去够架在一摞行李上的布包，踮了三次脚都没够着——布包被塞在最里面，压着个鼓鼓的蛇皮袋。
　　靠门的男人一下子醒了，伸手想帮她，却因为起身太急，踉跄了一下才站稳。阿秀连忙转去整理丈夫的帽子，说：“你这半边没有头盖骨，千万别磕着了。”
　　“我来！”身后传来包师傅的大嗓门，他刚从六号车厢查完票过来。他踮起脚，一把就把布包拽了下来，稳稳地递给阿秀。
　　阿秀抖着手从布包里翻找退烧药，翻了半天只掏出个空药盒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周围的旅客都围了过来，刚才还在聊八卦的大叔探出头问道：“是不是发烧了？我包里有体温计。”
　　“我这有药我这有药！”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突然喊了一声，从背包里翻出瓶退烧药，“我妈说这边气温变化大容易着凉，非让我带着，还真派上用场了！”
　　旁边带孩子的大妈也凑过来，把自己的保温杯递过去：“我这有温水，刚接的。”
　　戴着耳机的年轻男孩默默摘了耳机，站起身把自己的座位让了出来：“让小妹妹躺这儿吧，我站会儿就行。”
　　包师傅摆摆手，拽着我往乘务室走：“把乘务室收拾一下，让孩子躺着休息。”
　　我刚要动手，就见阿秀抱着孩子往后缩了缩：“不用不用，我们买的是无座票，占着你们的地方不好……”
　　包师傅瞪了她一眼说：“孩子都发烧了，哪能陪你在这儿吹风。”
　　我帮着阿秀把孩子抱进乘务室，有乘客从行李袋里拿过来个厚毛毯，说：“给孩子盖上。”他刚转身准备回座位，又好像想起来什么，从包里摸出两块饼干，递给蹲在门口焦急地看着妹妹的大女儿：“没事的，你妹妹吃完药就不难受了。”
　　药喂下去没多久，妹妹的烧就退了点，开始哼哼着要喝水。我跟包师傅站到一边，看着阿秀把妹妹抱在怀里，小心地给她喂水。小女孩晒着太阳，脸上逐渐有了笑容。绿皮车依然哐当哐当地往回家的方向开着。
　　“走了，下一波旅客该上来了。”包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车上就是个小社会，这样的事太多了，我们能帮就帮一下。”
　　阳光从车窗照进来，暖得人眼睛发酸。原来车厢里的拥挤，随时可以化作数不清的温暖。这些依然忙忙碌碌奔走在祖国大地的绿皮火车，载着的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旅客，而是一颗颗着急回家的心，一场场日思夜想的梦，还有在慢时光里得以显现的人情冷暖。它是快速发展的时代里，一种更贴近土地与烟火的联结。在它滚动的车轮下，我看见中国偏远地区各异的风景，和这人间难能可贵的浪漫。
　　火车驮着阳光一路跑到终点，但这条铁路上的故事，还会随着下一声汽笛，继续讲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