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超
　　春运以春节为锚点，以血脉相连的亲情为内核，牵动着十多亿人的聚散离合，构成了世界罕见的人口迁徙图景。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落后的运输条件和严重短缺的运力，让这份“回家”与“返程”的行程，始终被“一票难求”的焦虑困扰。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铁路，承载着最广泛的出行需求，一票难求成为无数亲历者的集体记忆。如今每逢春运，我的购票经历，总会不自觉地在记忆深处浮现。
　　大学四年，回家的路还算是顺遂的，因为铁路客站会专程进校园设售票点，不用费力抢票，轻松便能拥有回家的车票。真正让我焦虑难安的，是返校的车票。为了按时返校，我总是提前五六天，带上干粮、天不亮就赶往县城车站抢票。由于老家所在县城属于三省交界，春运时节出行的人尤其多，几排购票队伍蜿蜒曲折排出售票厅。队伍挪动的速度慢如蜗牛，半天也难前进一步，身旁不时有兜售食品的小商贩，更添几分烦躁。
　　1992年大学毕业，我被分配到徐州北站，以为从此能告别购票的烦恼了。没想到，这份刻骨铭心的焦灼不仅没有消散，反而愈发沉重。家乡的父老乡亲得知我在铁路系统工作，都觉得我能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可以轻松买到车票。尽管我多次解释，徐州北站的工作主要是货车的解编，终日与货车打交道，不接触客运票务，但看着他们把我当作“救命稻草”般殷切的眼神，我终究无法拒绝，不忍辜负那份信任。
　　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托付，我开始想方设法搭建购票渠道。至今仍清晰记得，有一年大年初六，为了帮老家亲戚抢购三张到广州的车票，我凌晨三点便从温暖的被窝里挣扎着爬起来，穿上厚厚的棉裤棉袄，顶着刺骨的寒风往徐州站赶。当抵达车站广场时，我瞬间凉到心里——购票队伍早已排出灯火通明的大厅，在凛冽的寒风中绕了好几个弯。排队的人们个个缩着脖子、跺着脚，眉眼间满是难掩的无奈与焦灼。我不敢耽搁，赶紧站到队伍末尾，这一排便是六个多小时。
　　天刚蒙蒙亮时，我的身后又排起了长龙。终于挨到上午十点多，我总算挪动到售票窗口。当听到有票时，我悬着的心骤然落地，冻僵的手费劲地从出票口塞进票钱，摸出那三张刚打印的车票时，我只觉得手里攥着的不再是三张车票，而是沉甸甸的乡里亲情。先前所有的疲惫、寒冷与焦灼，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，只剩下如释重负的喜悦与安心。
　　岁月流转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铁路高质量发展，售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，购票方式实现了从窗口排队到指尖购票的跃升，彻底告别了“排长队、熬通宵、忍饥寒、耗耐心”的体力活。我也彻底解脱了，再没有人让我代购车票了。其实，解脱的何止我一个人，是所有铁路职工，更是每一位奔波在春运路上的购票人。
　　春运购票的变迁，是观察中国发展的一个小小切口。从一票难求的焦灼，到说走就走的随性，不仅彰显了中国铁路的发展成就和国家的繁荣昌盛，更蕴藏着以人为本的民生温度。